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我們青年時代的問題

對於那些相信自由表達的人們來說,這已經是一個月的時間了。它始於香港,當時人們走上街頭抗議引渡法案,該法案原本可以讓香港政府將香港公民引渡到中國,然後搬到世界上聲音最大的少年格雷塔·圖恩伯格女士(Greta Thunberg)的打扮下。世界大國對氣候變化無所作為。

儘管從香港傳來的照片並不漂亮,而且通常的流浪漢一直在抱怨滕伯格女士正被邪惡的人虐待,試圖強加可怕的環境友好和民主政權,但這些令人鼓舞。看到中國人(我強調中國人的原因是因為我生活在一個聲稱抗議是非中國人的中國社會)中,人們挺身而出,看到16歲的孩子做得比自己大的事情也令人振奮。

但是,我生活的社會並不認為青年行動主義是有益的。我們的媒體很重要,它讓我們看到了香港已經變得多麼混亂。我記得我們的一位談話負責人寫信告訴年輕人,他們需要更加“實用”。

對我來說,這聽起來像是poppycock,或者就像他們說的那樣,我的人民對年輕一無所知。在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年輕人極度理想化,只有在必須謀生的現實浮出水面時,年輕人才會變得如此理想。我想到我的歷史老師曾經說過,“年輕的保守派”最令人沮喪的是年輕人不應該保守的事實。

許多人可能會說,這完全是新加坡政府對控制的痴迷。但是,可能會有一個更險惡的事實在起作用,即,當其他地方的年輕人試圖拯救世界時,我們的年輕人卻被抓捕從事各種變態的事情。

在洪抗議者和圖恩貝格女士在那裡拯救世界的同時,新加坡國立大學(NUS)被迫處理一系列與“性”相關的犯罪,在該犯罪中,許多男學生被抓獲拍攝超短裙錄像或種植相機在女孩的淋浴間。當一個人的手腕上打了個掌,因為法官不想破壞年輕人的未來(新加坡有自己的布羅克·泰勒(Brock Tylor)),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關於這一切的說法很多,因此,我將法律評論留給其他人。我要問的是,所有這些人都是聰明人,而且做家庭相當好。正如我趕過的Grab Driver所說的那​​樣,“他們並不醜陋-為什麼他們不能只是一個女孩,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訴諸於這些事情。”

這麼說吧-人們總是將性變態描繪成來自社會學歷較低的部分。其中一些被“正常”社會視為“緩慢”。新加坡對性安全的大部分潛意識仍然集中在城鎮的較貧困地區。我們的紅燈區被描繪為外國工人(讀到-來自Shitholes的黑暗人)散發精子的地方,而不是計劃強姦我們純潔和貞潔的女人(讀到皮膚白皙的女人)。

然而,儘管有所有這些,您所讀到的性行為的每個實例通常都涉及一個體面工作的人(老師,工程師等)或一個受過世界一流教育的人(讀過的大學畢業生)。

當然,我很高興年輕男子在嘗試下床時“很傻”。我還很年輕,我想如果多控制一點頭,我的生活會更好。

我也很欣賞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踢事實。我發現女性的某些特徵非常吸引人,我可以欣賞下一個男人可能不會對此表示讚賞,或者下一個男人可能根本不欣賞女性的身體。我的立場是,只要是在兩名同意的成年人之間並且在臥室私密的環境中進行性行為,就不應判斷該性行為。

顯然,這讓我在新加坡有些奇怪。我們有一位出色的法律教授,她花了很多時間試圖在臥室的隱私中將兩個同意的成年人之間的同性戀行為保持為非法,但是,當您有幾個男孩在私密的時刻拍攝婦女的照片時,未經上述婦女的同意,我們出色的法學教授很沉默。

這裡顯然有些錯誤,我將其歸咎於沮喪的“道德”保守派,他們接管了我們的中產階級。這些人已經訓練孩子不要因為不道德而自慰,或者因為對婦女的剝削而走向紅燈區。這些人忘記了不對他們採取行動不是道德優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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