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能有所作为吗？

这周过得有些不真实。周二，我有幸见到了汤姆·赖特（Tom Wright），这位调查记者与人合著了《亿万鲸鱼》（Billion Dollar Whale）一书，讲述了马来西亚一马发展公司（1MDB）丑闻，最终导致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和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一直执政的国阵联盟（BN）的历史性败选。

一周结束时，我接到一位挚友妻子的电话，得知他去世了。我的朋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个“正派”的人。与我不同，他远离酗酒和沉迷女色的恶习。他毕生致力于让他的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四十多岁时安装的心脏起搏器，以及在五十岁出头时离开人世。

我之所以想起这两件事，是因为在与赖特先生会面时，他问我和当时在场的同事：“我们能有所作为吗？” 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做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做一个好人值得吗？我的朋友是个好人，他全心全意爱着家人，却在51岁就去世了。我也认识一些品行不那么高尚的人（那种会毫不犹豫地坑害自己孩子的人），他们现在依然健在，身体健康，过得相当不错。

这就是所谓的调查工作中的挫败感：这项工作往往枯燥乏味，却又充满危险。罪犯们攫取了“赃物”，而调查人员（比如调查记者、法务会计师、公诉人和辩护人、举报人等等）最终却几乎得不到任何认可。

以赖特先生为例。他的著作《亿万鲸鱼》揭露了1MDB丑闻，以及一位在任总理如何参与了对马来西亚人民的贪污。这位总理如今身陷囹圄，支持他的政党也已下台，但马来西亚的腐败现象是否有所减少呢？答案很可能令人沮丧地是否定的。

如果要将问题提升到全球层面，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证。我们曾赞扬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扳倒总统的勇气。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里根时期的伊朗门事件、希拉里时期的白水门事件，以及如今特朗普因其对新冠疫情的无能应对而导致众多美国人死亡的丑闻。

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似乎是，尽管“好人”做出了努力，坏人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猖獗。更糟糕的是，财力雄厚的一方总是能够轻易改变规则。

那么，既然坏人似乎总是领先一步，我们又何必费心做好人呢？明知必败无疑，何必抗争呢？说来也怪，我经常听到新加坡人这么说，他们认为抗议之类的活动毫无意义（有些人甚至不理解缅甸人为何要抗议军事政变或“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很多人甚至告诉我，我应该感谢殖民主义）。

答案必然是——逆来顺受只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如果你放任欺诈行为发生而不去阻止，你实际上就是在纵容它。如果你对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你实际上就是在纵容种族灭绝。你可能会说，这跟我没关系——谁在乎呢？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欺骗他人的人终有一天也会欺骗你。一个妄图屠杀某个族群的人，很可能会转而攻击你的族群。我想起我的犹太朋友对他家族历史的观察，他说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的犹太人，并非都是和他们一样的犹太人。在美国，你经常会听到一些西班牙裔人士用类似的言论来形容移民执法局（ICE）在街上抓人，他们会说“抓的不是我们这种人”。希特勒最初指的也不是像他们这样的人——直到后来他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我喜欢这样想：当我们抓捕罪犯、抗议暴君时，我们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确保我们不会彻底堕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尽自己的一份力，确保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其中的道理是存在的。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你有能力激励他人，而集体的力量会变得非常强大。有些人会想：“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何必自讨苦吃，让自己被那些人渣碾压呢？”